某高校的知名教授用這樣一句話來描述現在高校教材出版的狀況，“或放任自流，或占山為王，甚至還出現了80年代的老教材到現在還在使用的可悲境況”。話可能是帶有點憤激的情緒在里邊，但是也不無真實地點出了高校教材存在的某些弊病。教材有問題，但這并不是教材本身的問題。承載著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的高校教材“一沒有能夠被納入到研究課題當中”，“二沒有能夠在學術界中形成一種嚴肅認真的評論風氣和評論機制”（華東師范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教授王曉玉語），這是否也是它的悲哀呢？無論如何，發現問題，正是為了尋求問題的解決，這也正是本文采寫的初衷。

　　呼吁大學教材出版的良性環境

　　“現在的教材數量很多，但質量參差不齊，甚至有很差的。”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秘書趙敦華教授如是評論。他認為，面對這種情況，應采用一種市場經濟的方式來鼓勵不同的教材競爭。“質量好的教材會有更多的人選用，質量差的就會慢慢退出市場，被市場淘汰。”他認為，關鍵的前提是應該有一個平等競爭的機制。與經濟活動一樣，如果采取保護政策，搞指定教材的方式，則教材的質量就會停滯不前。

　　無獨有偶，復旦大學高教研究所研究員熊慶年也如是評價現下的高校教材建設。“現在的教材建設還是帶有太多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做法，總是由相關行政部門出面組織，指定由某人編寫，帶有強烈的計劃性、統一性。”但是，他認為，大學教材建設應該多樣化，應該百花齊放。“現在很多的指定教材，千人一面，未必符合學術發展的百花齊放的規律。”所以，他希望大學教材的出版能有一個良性的環境，多一些有個性的、鮮活的由個人完成的教材選題。對于出版這一塊，他認為一些出版社還是太注重利益、利潤，知道抓住了指定教材就是抓住了發行量，卻很少開發自己的教材，導致現在有較高學術水平的東西還是不多。

　　對此，吉林大學校長、中文學科指導委員會主任劉中樹教授一言以蔽之，“應該百花齊放，各顯其能。不主張統一用官方指定的教材”。他認為，要得到精品教材，要發揮出大家的積極性，只能在使用中充分競爭。

　　教材編寫應集中不同學術觀點

　　對于現在很多教材通行的集體編撰的方式，熊慶年認為對高校教材建設是有好處的。但他提出，如果這種集體編撰最后演變為由政府部門指定某權威，定下條條框框，別人只能往里邊裝東西，那就大大地變味了。他認為，事實上，權威只能夠代表他自己的聲音，而學術觀點、學術源流本來就是多種多樣的，學生應該接觸到不同的學術觀點。

　　對于優秀教材的評判標準，劉中樹認為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能夠綜合反映不同的學術觀點和見解，教給學生自己思考的能力。但他同時指出，“教材不是論文，要把握其中的界限和分寸”。清華大學高教研究所研究員、常務副所長王孫禺則用國內國外教材的對比來說明這一問題。“感覺國外的教材比較注重各種學術觀點的集合，引經據典的情況比較多，論證非常認真、仔細。所以各種觀點的學脈、學理非常系統和清晰。”王孫禺表示，國外教材還很注重各種不同觀點的集合，或者同一觀點的不同解釋，但我們的教材卻比較強調系統性，往往一口氣講下來，沒有什么其他觀點的羅列和分析，當然這從閱讀的角度來說是很方便的了，但對于開拓學生的思路卻沒有助益。

　　“當然，有些教材并不是水平高低的區別，而是體現了不同的風格。比如說某一教材在某一方面比較突出，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就薄弱一些。”所以，趙敦華認為，對教材的評價要采用多樣性標準。即使是同一學科，也不應采用單標準的教材。而對于人文學科來說，多樣性的標準就更重要了。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談到大學教材的出版質量，清華大學計算機系主任林闖教授認為，現在很多教材注重學生有什么問題就給解決什么問題，但在解決問題的能力、方法上邊教授得不夠，在教給學生繼續學習的能力上也談得不夠。“比如說有一個公式，可能就只是告訴你怎么推導出結果，但是為什么要這么推導卻沒有告訴學生。”“我們的教材總是過于強調完整性、系統性，而我認為優秀的教材應該學會刪繁就簡。”他的同事王孫禺也給記者舉了一個例子。“比如說到科技的發展，我們總要從電子管、晶體管講起，最后講到集成電路，其實這就沒有什么必要了，電子管、晶體管其實對現代生活已經完全沒有什么影響，而國外的教材往往就直接從集成電路開始講起了。”他表示，我們的教材內容總是比較多、繁，總想把問題說清楚，其實這樣給學生留下的空間并不大。他認為，精品教材，就是應該每個字都有價值，看起來明白。他同時表示，目前我們的教材在方法論層面的東西還是反映不夠。

　　學科的發展與教材的滯后

　　華東師范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教育部新聞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王曉玉則提出，對于高等教育教材建設而言，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新學科不斷出現，教學按序進行，卻沒有可以使用的教材。“比如一批新涌現的學科，像廣播電視學、廣告學、新聞學等，學科的分支已經劃分得非常細了，但是很多課程就只有教案，沒有教材。”她告訴記者，比如“播音與主持”專業，就幾乎沒有教材，但是起碼有170個系在開這個專業。

　　其實，很多新興學科都是倉促上馬的，常常是“因和尚設廟”，有了一兩個人就設系，甚至設學院，等招了學生后慢慢再發展，對此，王曉玉不無譏諷地將這種現象形象地比喻成“圈地運動”。“到最后，一個人的教案往往就變成一個人的書，掌握的材料也不扎實，觀點也經不起推敲，這些新興學科的教學質量如何能夠保證？”

　　對此，王孫禺也深有同感。他認為，現在的高校教材內容還是有一定的滯后性，而且出版的周期也比較長，不是特別及時。

　　評價機制和政策導向的問題

　　現在有能力、有經驗、有水平的老師參與到教材工程里的并不多，很多教材都是博士生、博士后翻譯翻譯就出書了。對此，林闖分析說，對很多老師來說，編一本教材還不如出一本專著，因為專著可以作為科研成果計入評職稱的獎項；或者也不如做一個科研項目，可以有經費的支持。越是有能力的老師，在科研方面牽扯的精力就越大。雖然對于鼓勵老師編寫教材的宣傳、支持和國家的引導都有，但顯然力度不夠。

　　對此，王曉玉也表示，如果在經濟、社會輿論和其他種種方面不對教材加以扶植，好教材很難出來。同時，她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現在的高校教材建設中有嚴重的本位主義，總有一些名校以老大自居，認為自己編的書就是最好，偏偏很多選用教材的學校也有這種心理。”她呼吁，現在對高校教材沒有任何評論機制，學術界應該形成一種風氣，對高校教材也應該進行嚴肅認真的評論。她同時建議，各個學科也應該設立教材研究中心，教材研究也應該被納入到課題當中。

　　“現在，同類教材重復的現象比較嚴重，有的質量也差了一些，但這不僅僅是出版有問題。”北大哲學系教授趙敦華指出，他們擔心和重視的倒不是出版本身的情況，而是擔心教學上有行政權的部門會有單一性的標準。比如指定教材的問題，或者是教學計劃里就有指定教材。他強調，希望教材使用的決定權真正由老師本人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