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逐步鋪開，出版社轉變運行機制，實行分類管理已經成了熱門話題，特別是科技類等經營性為主的出版社更是被推到了體制改革的前沿。國慶節前，記者就這方面的問題采訪了多家出版社負責人，他們認為，創新機制，實施分類管理是出版產業發展的重要的突破口，轉制過程中很多可能出現的新問題也已逐漸顯露出來。這里歸納了受訪出版社長們對轉制的一些看法和思想動向。　
　　多數出版單位處于思想準備階段，多數出版社職工歡迎改制。除河南科技出版社等單位，因等待組建集團，各項工作維持現狀外，記者所采訪的幾家出版社基本都召開了各種會議，對出版社可能轉制進行了宣傳動員吹風，干部職工都有了思想準備，心情表現不一。據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有關負責同志講，建工社的初期改革早就開始了，1997年品牌擴張動作比較大，上下都不很理解，當時除了幾個編輯部門以外，其它經營性部門都開始改制。由于上級領導班子調整，停了下來。去年建工社的書店實行股份制改造，辦法是職工都可以入股，總股額300多萬元限額，職工持股率占49％，國有股率占5％，職工人股積極性很高，如果不是限股，會大大超過現在的額度。
　　也有些出版社的職工，特別是端慣了鐵飯碗的老職工，一聽說出版社要改成企業，走入市場，表現出消極、畏懼心理。干部能上能下，人員能進能出，收入能高能低的企業運行機制與依存了多年的事業型平穩生活保障之間的差異使他們感到自身利益將會受損，心生危機，感到穩定感動搖了。這是流露于出版業最基層職工群眾的第一感覺。
　　領導干部多數在謹慎地觀望、等待接受調查采訪的各社負責人都表示贊成改革體制，都說這是大方向，是大勢所趨。但同時又都持謹慎的態度，說本單位還沒有準備動手做。　
　　他(她)們坦率地談了謹慎、觀望、等待的原因。
　　一是出版業是意識形態的載體，敏感的行業屬性幾十年來一直是不可變通的禁區，稍不注意就會出政治問題，即使是科技、藝術類出版社，雖然意識形態色彩相對少一些，但也牽涉到諸如民族政策、一國兩制、國家機密等問題。創新經營機制，分類管理，怎么創?怎么分?其中有很多需要具體劃線的界線不明確，怕出漏洞，責任重大；
　　二是出版社領導人習慣了幾十年的事業單位的運行機制，出版社本身一貫的經營習慣與企業有很大差異，加之對企業管理不懂、不習慣，轉制為企業后，會不會失去國家的稅收等優惠政策傾斜等等，都是擺在面前的很實際的具體問題，怎樣解決?不是出版社領導自身就能把握的；
　　三是分類管理，轉為企業，牽涉到一大批原有人員的待遇、安排。干部任免，人員進出，薪酬高低，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有很多具體問題很麻煩；
　　四是牽涉財產的量化、分割、分配，會涉及到某些部門、個人的既得利益，有些人不是考慮民族出版產業發展的大局，而是考慮本部門、本條塊或個人得失的多，個人成份影響改革的情況不容忽視。
　　一位剛從山西太原參加全國地方科技出版社社長年會回來的負責人說，總的講，改革中無非有三個問題，理論政策、管理體制、微觀運行機制。目前的問題首先是，上邊的理論政策還不很清晰，下邊似乎還無所適從。從領導層講，還是要摸著石頭過河，怎么摸呢?觀望的成份自然就大些了。很多社長認為，真做起來有難度，還是想看看再說，看什么呢?主要是呼喚政策盡快出臺。
　　江蘇科技出版社社長胡明秀接受采訪時說“出版社實行分類管理，改制為企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勢在必行，我們作為科技社，意識形態色彩不很濃，肯定是首當其沖，改革對我們今后的發展是很有利的，但具體操作起來，就不那么簡單了，科技類的出版社過去出政治問題的也不少。原來主要是政府機關管理，轉制為企業了，相關法律法規必須跟得上。按專業分工，生產家電的不行了可以轉產，我們往哪兒轉?還有退休人員安排、稅收等原來的很多保護政策，轉企業后，還有沒有?如果解決不好，會放開容易控制難。在山西討論時(指9月底太原的全國科技出版社社長年會)很多人說，原來都是一樣對待的出版社，我們轉了，別的社不轉，引起心理不平衡。我們很關注了解試點的信息，等中央的精神、政策。重點是職工的情緒。現在我們和很多出版社一樣，還是在思想引導準備階段。同時在認真研究改革的前景可能出現的問題，比如職工可能下崗，收入差距可能拉大、怎么競爭上崗?我們搞出版的人習慣了事業型管理，離企業管理還差得遠，需要學習、培訓等等。當然主要是領導層。我們科技社，步子肯定要大些。總的講，轉制是好事，對國家、對行業、對出版社、對多數人的發展都是有利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充滿信心。”